摘要：在国外“关键语言”概念的启发和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热潮的推动下，“国家语言能力”已然成为近年国内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于究竟何为国家语言能力、为何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何为……一系列基本问题，依然需要重新思考。语言能力是“人类主体为沟通和认知需要而创造和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现代语言能力的“主体”至少有三种存在方式：个体、种群、机构，国家的本质就是“依据某种原则人为建立”的“机构”。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借助语言保障自身发展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对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和“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目标设定决定问题发现，问题选择决定方法设计。“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以语言和语言学研究助力国家的内部治理，助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缺乏自觉的“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目标意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就很可能走上歧途。由此需要发现：在国家的语言语种动员能力上、语言制度治理能力上、语言行为使用能力上、语言知识生产能力上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进而需要认识：当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第一要务就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学习型国家。
关键词：国家语言能力；语种动员能力；制度治理能力；行为使用能力；知识生产能力；学习型国家
摘要：马来西亚华文小学教科书是华裔新生代语言文化习得与族群认同建构的重要场域，亦是公民意识形成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场域，体现着认同塑造的复杂机制及多层级认同的冲突与并蓄。从互文性视角对现行最新版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各类科目教科书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教科书中大量的国家话语策略、高频率分布的核心概念与互文性复现的话语模式，强有力地塑造着华裔新生代“公民-国家”逻辑上的国家认同；华人的族群叙事在国家叙事背景下展开，其叙事主体、叙事结构、文化标记及话语路径都表明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族群认同塑造的功能被强大的国家话语修辞力量所稀释。在教育场域，华裔新生代面临如何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间求取平衡，以及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提高华人族群内在凝聚力、传承华人族群认同的重要议题。
摘要：广播剧又称为“用耳朵听的戏”，在媒体的变迁中，经历了由兴至衰的演变，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却借媒体融合之势实现了新的发展。当下网络广播剧的兴起，提高了受众听觉体验的交互性和沉浸性，作为一种“伴随性音频”“具身性消费”和“情感互”的声音艺术，构造了一种独特的“声音景观”。受众在“听觉转向”过程中获得情感的认同，并在虚拟空间得以延伸，以“具身”代替“身体”，在这一过程中，广播剧不但需要关注“什么声音”，更要关注“如何听”，关注不同人群的“声音需求”；不但需要关注声音景观的建设，更要关注声音景观对于形塑生命、形塑生命共同体的意义。
摘要：孟子经典诠释学思想是一个理论系统。经典诠释的宗旨是“以正辩邪”，即通过正邪之辩，“息邪说，正人心”。经典诠释的原则是“缘情解经”，即根据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及意志来诠释经典。经典本义的理解方法是“以意逆志”，即以读者的情感意志去迎契而理解作者的情感意志。这种契合之所以可能，其根据乃是“人心之所同然”。诠释的具体步骤，首先是“书不尽信”的态度，即对经典的语言文字表达“存疑”；然后是“由详返约”的路径，即通过详尽的分辨与论辩，揭示经典的微言大义。经典新义的生成方式是“即文赋义”，即不仅“依文取义”，而且“托文赋义”，让经典生出新的意义。诠释的生活渊源是“知人论世”，即通过了解作者的生活来理解作者，从而理解作品。就此而论，孟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已达到“前主体性”的境界。总之，生活造就了作者之“志”、读者之“意”，才有“以意逆志”的本义理解，才有“托文赋义”的新义生成，也才能够贯彻“缘情解经”的诠释原则，最终才能实现“息邪说，正人心”的诠释宗旨、救世情怀。
摘要：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殷质、周文及其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牟宗三《历史哲学》中对尊尊超越亲亲，进而提升为国族客观精神的阐发极具启迪意义，但也割裂了亲亲与尊尊的有机关系。
摘要：康德伦理学通常被认为是以理性推理为根本特征，道德规范需要建立在以意志自由为基础的实践理性的程序化过程中。为此，以非推理与非反思为特点的直觉主义则往往被认为是与其格格不入的，这种看法有待进一步澄清。如果将直觉主义划分为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两种基本形式，那么二者同时蕴含于康德的道德理论中。康德或明或暗地承认直觉在道德判断中具有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而这并不会与他的理性主义基本立场发生真正的冲突。
陆凯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阿多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所开展的社会认识论批判，并非呈现为一套完备的学理体系，而是脱胎于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理性形式的分析，尤其体现在他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以大众文化为商品内容的文化工业生产系统，实现了以社会控制、消解认识自律性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了康德试图批判并加以限定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上述图景中，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的疑难（即图式论疑难），就此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一方面，文化工业的社会效应，引向了对康德知识论其社会实践意涵的再阐发；另一方面，阿多诺对康德图式论反讽式的借鉴，精准定位了文化工业实现社会控制的运作机理。就此，一种基于康德先验知识体系改造的社会认识论，可在文化工业批判开启的社会历史总体性中获得理论定向。会认识论，可在文化工业批判开启的社会历史总体性中获得理论定向。
摘要：预防发展是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初衷和导向。基于深入访谈和机构服务记录的分析表明：上海已经建构司法导向以及基于犯罪三级预防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并在抑制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助力学校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面临三级预防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双重壁垒（行政和技术）难以打破、一线社工评估能力较弱等诸多现实困境，进而影响学校社会工作预防和发展功能的发挥。未来上海应抓住未成年人和学校保护法律颁布实施的契机，以预防发展为导向，从个人和学校、基本需求和发展性需求等维度出发，重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框架，并以一般预防为重点，促进三级服务之间的内联和衔接，同时注重提升一线学校社工预防发展专业能力。
摘要：聚焦人口空间均衡，是根据现阶段中国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性地对人口均衡问题的复杂性作出有重点的简化。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宏观经济学的市场要素引申的人口空间均衡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均衡、自然地理空间规定性影响下的人口及其他要素的空间均衡，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居民点体系的人口空间均衡等方面探讨机制维度的人口空间均衡；从价值维度探讨中国语境下的人口空间均衡；从全国及各地人口空间均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及界定与测量方法等方面探讨人口空间均衡在中国的实践探索。未来的人口空间均衡研究，应回归均衡本质，从微观个体迁移行为出发，将这一具有很强应用价值的概念进行学科化、学术化探索；应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建构人口空间均衡的科学评价标准；应在价值与机制两种话语体系的人口空间均衡中搭建沟通的桥梁，建立一种能够将两种维度关联的、综合的人口空间均衡概念。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改变，老年人流动行为愈发流行并成为超大城市的新现象，然而老年人不断集聚于超大城市，也对超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养老服务与公共管理等带来巨大挑战。主要根据2018年上海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法，以上海为例，深入挖掘新时期中国超大城市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可以揭示流动老人集聚引发的新问题，提出老年流动人口治理与调控的应对策略，可以为其他超大城市乃至全国老年流动人口管理及应对老龄化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从2010年起，上海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总体规模开始同步放缓增长，而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却呈上升趋势；流动老人呈“四低一高一近”特征，即低龄、低学历、性别比偏低、社保就地报销率低，且以非农户口为主、女性丧偶率较高、长三角就近流动为主，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且男性普遍高于女性，非农老人学历远高于农业老人。针对上海老年流动人口的新特征与新问题，应依据“流动的公共性”治理理念，建立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上海老年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多项公共管理与服务优化策略。
摘要：将个体数字素养嵌入企业管理实践，探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管理者数字素养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高管团队的数字素养程度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表现越好；即使管理者不具备核心数字技术的教育背景，但其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核心数字技术领域的工作经历都有助于后期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地区、媒体关注度高以及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这一作用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数字素养提高有助于未来企业价值提升。上述研究及结论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视域，探究了新时代数字化人力资本的价值与差异化影响，为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管理者数字素养；数字化转型；绿色技术创新；高管团队；高层梯队理论
摘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同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引入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拓展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分析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协同发展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协调发展指数，以2011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测度分析以及实证检验，证实了两者协调发展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两者协调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处于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金融初始禀赋高地区的企业以及属于污染类行业的企业，两者协调发展对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发展数字经济大背景下，为了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需要构建新型数字化绿色金融体系，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制定有效的绿色创新激励制度。
摘要：在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下，研发人员工作卷入成为企业提升研发创新与环境适应能力的重要保障。立足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领导范式，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构建平台型领导推动研发人员工作卷入的链式中介模型，进而基于317名研发人员的问卷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平台型领导正向影响研发人员工作卷入；领导成员交换和关系型能量在平台型领导和研发人员工作卷入之间均发挥中介作用；领导成员交换和关系型能量共同在平台型领导对研发人员工作卷入的正向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上述结论拓展了互动仪式链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员工能量激活角度为企业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平台型领导；研发人员工作卷入；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型能量；互动仪式链理论
